循环经济已超越传统环境保护范畴，成为能源安全屏障、产业升级引擎和国际竞争新高地
文｜关一松
编辑｜尹路 韩舒淋
2024年10月，一家注册资本100亿元的大型央企在天津正式挂牌，这就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这家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最年轻央企”，股东名单包括宝武、中石化、五矿等资源巨头。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循环经济进入了“国家队”统筹的新阶段。集团董事长刘宇算了一笔账：2023年，中国有4300万吨废塑料被焚烧或填埋。如果能把其中50%实现化学循环，就相当于新开发了一个年产6000万吨的超级油田，不仅缓解了原生资源依赖，更大幅降低了矿产资源开采的环境压力。这不仅是商业账，更是安全账。在全球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收紧的今天，循环经济的角色发生了质变。它不再仅仅是处理废弃物的环保角色，而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安全协同的战略路径。过去20年，中国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如今，置身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博弈的深水区，中国循环经济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浪潮，将在未来五年迎来技术、政策、规则三大战略性机遇窗口。▌一、中国循环经济演进路径
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从顶层设计到产业实践，再到全球布局的进化史。中国作为最早将循环经济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国家之一，在过去20年中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这一过程呈现出清晰的三个阶段：制度奠基、技术崛起、国际拓展。中国循环经济的制度探索始于本世纪初。2005年，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标志着这一领域正式进入法治轨道。与日本等国侧重于末端环境保护的立法逻辑不同，中国确立了“减量化优先”的全过程治理思路，强调在发展的源头实现资源节约，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多重利用，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着力解决能耗物耗过高、资源浪费严重问题。国家锁定了钢铁、有色、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建立了一套包含规划、考核及生产者责任延伸（EPR）的制度框架。政府同步制定了61项配套政策法规，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政策网络。在政策强力推动下，一批示范性产业园区拔地而起。以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这里没有矿山，却拥有年处理再生资源超100万吨的能力。园区构建了从回收、拆解到精深加工、再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为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理载体。激励机制也在实践中不断迭代。2009年，中国设立“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通过向生产企业收费补贴拆解企业，推动正规回收体系的建立。2016年，启动电器电子产品EPR制度试点，探索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机制。2024年，出台“两新”政策（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重心明确转向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相结合。随着政策环境完善和市场机制成熟，中国循环经济产业迎来规模与技术的双重突破。2023年，中国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已超过26万家，当年新增注册3.45万家。这一庞大的产业集群吸纳了超过3000万就业人口，正加速向5万亿元产值的目标迈进。动力电池回收是这一进程中技术含金量最高的缩影，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中国电池回收技术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行业头部企业早已摒弃了原始的人工拆解模式，开发出兼容多规格电池包的自动化智能产线，拆解效率比人工提升50%以上。更重要的是，核心金属材料回收率稳定在98%以上，位居全球前列。微观层面的技术较量更为极致。工程师们引入了X射线、超声波与电化学联合检测等无损手段。这些技术能精准评估退役电池的健康状态，使单体电芯及组件解离物料的归集准确率达到99.96%。这意味着，几乎没有一粒有价值的物料被浪费。技术的进步延伸至全生命周期管理。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行业已普遍建立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追溯与管理系统，每块电池都有了“数字身份证”。这种覆盖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全链条的追溯系统，有效提升回收体系透明度与运营体系，支撑绿色低碳闭环供应链建设。这些技术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市场。2023年，中国退役动力电池总量达58万吨。预计到203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元。随着国内体系成熟，中国循环经济开始从国内治理向国际协作转型，从被动应对环境压力，转向主动参与全球资源治理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体现在三个维度：资源供给国际化：中国企业开始将海外再生资源开发作为新的业务增长极。格林美在印尼投资105亿元，投建了全球最大的镍资源循环产业园（青美邦项目）。该项目年回收镍钴锰资源达5万吨，能满足2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原料需求。技术输出：中国技术正在溢出。江阴蓝星石化自主研发的废橡胶和废塑料高效裂解技术，成功打入法国和德国市场。这套装备以低能耗、高纯度产物和高转化率著称，每吨废料裂解可减少约4.3吨二氧化碳排放，在能效和环境友好性上甚至优于欧洲本土的传统装备。规则话语权提升：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规则制定。中汽中心通过政策研究、平台搭建和国际协调三重路径，正致力于将中国电池ID嵌入全球规则体系。从2023年起，中汽中心联合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推动《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梯次利用设计指南》等国家标准落地，并与全球电池联盟（GBA）深度合作，协调中欧在再生材料比例、碳足迹核算上的差异。▌二、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变局，循环经济正从辅助性手段升级为能源安全基石和产业竞争力核心。2024年10月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的成立，是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里程碑。这家年轻的央企注册资本100亿元，股东包括宝武、中石化、五矿等资源巨头，致力于统筹废钢、废旧电池、废塑料等关键品类，建设“中心基地+卫星基地+合作基地”的梯级网络。这实际上是在开启“第二矿山”。以废塑料为例，若能大幅提升化学循环比例，将极大缓解对原生石油资源的依赖。中国每年报废家电达2亿台，退役风机、光伏设备也即将进入爆发期，这是一座规模超百亿元的富矿。格林美构建了覆盖废旧家电、电子废弃物、动力电池、报废汽车及光伏组件的完整循环体系，打通了回收、拆解、提取到再制造的闭环。这种对内挖掘“城市矿山”的策略，有效提升了国内关键资源的保障能力。企业是循环经济的主体，前瞻性企业的探索，正呈现出国际化布局和引领技术标准的特点。凭借在电池回收领域的深厚积累，邦普循环的从废旧电池到新材料电池的“定向循环”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它不再仅仅是材料供应商，而是开始向海外输出成套回收装备和工艺包，实现了从“卖材料”到“卖技术和服务”的升级。阿里巴巴依托闲鱼平台和蚂蚁链，构建了数字化闲置物品回收再利用体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商品溯源与碳足迹认证。这不仅提升二手商品与电子废弃物流通效率，也助力平台用户和企业客户应对日益严格的环保合规与碳排放核算要求。针对关键矿产瓶颈，领先企业采取“资源本地化+区域中心化”策略，贴近市场建设可再生工厂，一些中国电池材料企业考虑在欧洲设立基于回收原料的生产基地，以符合欧盟《电池法案》的本地化要求。这种布局既保障了资源，又满足了欧美市场对“本地含量”的要求，有效应对了贸易壁垒。掌握标准制定权，是突破壁垒的核心策略。中国企业正从跟随者转向引领者。宁德时代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内容涵盖电池设计、回收利用、健康评估等环节。2025年3月，宁德时代加入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战略合作伙伴网络，致力于携手构建全球电池循环体系，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全球规则设计。1月20日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MF)在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发布《循环领跑未来：释放动力电池与关键矿产循环经济价值》报告，报告由宁德时代、沃尔沃、DHL、全球电池联盟、中汽数据动力电池研究室等30余家参与方共同支持。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报告全文。
万物新生集团（爱回收）创新了“线上下单+线下门店/自助柜”融合回收体系，打通消费电子产品回收渠道。这套标准化的商业模式不仅在国内成功，还输出到了日本和欧洲，成为中国驱动的跨国循环经济典型模式。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指出：“中国与欧盟开展循环经济合作，续签对话备忘录并将制定合作路线图，借此推动再生材料国际认证规则对接，提升我国再生材料认证的国际互认水平。”这种规则话语权的提升，将为中国循环经济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三、减排困境与供应链重构，循环经济的双重挑战
尽管进步巨大，但在全球碳中和与地缘政治变局交织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循环经济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来自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技术瓶颈，也源于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据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全球55%的温室气体来自能源系统，可通过能源转型解决。但剩余的45%来自日常生活中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方式（包括工业材料生产、土地使用变化、食物生产等），要减少这部分排放，循环经济是关键。传统循环经济侧重资源效率提升，而碳中和目标下，循环经济还能协助达成减排使命。但目前在生产、消费和技术路线上，循环经济的减排潜力还有待释放，其减排价值也需要更精准的核算体系来彰显。在生产端，再生资源加工仍依赖化石能源。废钢冶炼的电力消耗、塑料化学回收的高能耗问题依然突出。在消费端，绿色消费理念尚未普及，过度包装和短寿命产品加剧了浪费。技术路线上，部分技术陷入“能效－资源”权衡困境，如动力电池回收虽然能减少碳足迹，但现有工艺仍面临能耗高、盐副产品处理难等技术瓶颈。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深刻改变了能源转型格局。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推高贸易壁垒，退出多边气候协议，支持传统能源复兴，给全球能源转型蒙上阴影，也对中国循环经济企业带来双重压力。首先是贸易失衡引发的反制。中国在光伏、锂电池等领域占据全球70%以上产能。这种“单极主导”引发了欧美反弹。2025年4月，美国对东南亚光伏发起“双反”调查，实质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迂回制裁。欧盟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通过碳关税壁垒转嫁减排成本，这些措施不仅干扰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链，更将能源转型成本推高了15%—30%。其次是关键矿产的供应脆弱。尽管中国签署了大量长期协议锁定海外矿产资源，但在锂、钴、镍等关键矿产上，对外依存度依然极高，存在明显的供应风险。厦门大学林伯强教授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新能源产业链趋向分散和割裂，各国重建封闭的区域供应链，无法享受全球分工的效率红利，最终推高能源转型成本。”这种碎片化趋势让中国企业同时面临“上游断供”与“市场准入”的双重威胁。▌四、循环经济的新使命：破局能源转型
全球能源变局下，循环经济已超越传统环境保护范畴，成为能源安全屏障、产业升级引擎和国际竞争新高地。中国循环经济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上。首先是资源维度，从“废弃物治理”转向“第二矿山开发”。再生资源不再是补充，而是成为与原生矿产并列的战略资源。其次是能源维度，从“污染治理”转向“能源替代”。通过生物质转化与化学循环技术，废弃物被转化为清洁能源，直接替代化石燃料。第三是产业链维度，打通“绿色制造－回收－再制造”闭环，提升产业链韧性和价值密度。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循环经济进入国家统筹新阶段。这家“循环经济国家队”将整合26万家资源循环利用企业，构建覆盖全国的再生资源网络，在关键战略资源领域形成“压舱石”功能。对于企业而言，发展循环经济不再是社会责任选项，而是生存必修课和竞争制高点。循环经济未来五年将释放三大战略性机遇窗口：技术窗口期：再生材料高值化、低碳化技术将重塑产业格局；政策窗口期：全球设备更新与以旧换新浪潮创造万亿市场；规则窗口期：国际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形成中，先发企业将掌握话语权。在碳中和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变局中，中国企业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有望从跟跑者蜕变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这不仅是商业模式的成熟落地，更是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的中国方案。
